岳飞之死:一个顶层设计的牺牲品
发布时间:2019-11-13 15:43 发布作者:shuai 浏览次数:

  岳飞为什么在身居高位、手握雄兵之后,敢于在意见不合时,冲着皇帝撂挑子?甚至,会如此不怕触犯大忌,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敏感问题?这是岳飞“讲政治”能力的缺陷,还是其充分、甚至过度自信的表现?

  必须确保皇帝对枪的绝对领导,枪老些、弱些都不重要,关键是必须绝对服从——这样的顶层设计,其假想敌不在国境之外、而在卧榻之侧;其战略目标不是捍边、而是维稳。南宋偏安于杭州,除了北伐的各方面条件的确不成熟之外,关键就是这个顶层设计在起作用。这个在“国际”关系上只能韬光养晦的政权,却在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,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海洋大国及最为富裕的国家。但是,这种蓬勃积累的财富,并没有转化为一个国家、民族的“肌肉”,而仅仅是肥膘。

  岳飞“讲政治”

  在民间看来,岳飞大概就是那种不大会“讲政治”、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“技术官僚”的绝佳样板。

  从民间各种版本的岳飞演义来看,他似乎都不那么精通于官场的逢迎之道。而之所以能从一介屌丝,奋斗到位居三公之高位,完全是时势造英雄而已。

  这类解读框架中的岳飞,其悲剧就在于不讲政治。因为不讲政治,动不动就要迎还二帝,却并不考虑最高统帅宋高宗到时还能不能继续当家作主;因为不讲政治,居然不在乎领导核心“金牌”的权威性,十一道金牌居然仍不班师,非要等老大发出催命的第十二道;因为不讲政治,他居然不和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秦桧搞好团结……

  这类解读框架下,中国特色的政治的确很黑很复杂,绝非屌丝们的有限阅历所能应对。屌丝们便根据自己的标尺,调整了心目中英雄的尺度,把“自我”投射到了角色身上,以抒发、宽慰自己在现实政治中的无力及无奈。因此,英雄、尤其悲剧英雄,便都被简单地归纳为一个公式:“好人”不会算计——或者是不擅算计、不屑算计——所以,总是被“坏人”算计,悲剧原来都是这么生产出来的。这样的悲剧英雄,其在“讲政治”方面的能力,几乎如同一个可爱的弱智。

  显然,能在官场上取得与战场上同样辉煌的岳飞,其政治智商绝无可能如此低下。岳飞以一介平民子弟的纯屌丝身份,投身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圈,并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,“官至太尉,品秩比三公,恩数视二府”,岂能缺乏“讲政治”的基本功呢?那么,他为什么在身居高位、手握雄兵之后,敢于在意见不合时,冲着皇帝撂挑子?甚至,会如此不怕触犯大忌,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敏感问题?这是岳飞“讲政治”能力的缺陷,还是其充分、甚至过度自信的表现?

  岳飞触及宋高宗最敏感处的,是他多次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设立。如,“(绍兴七年二月庚子)起复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以亲兵赴行在。翌日,内殿引对。飞密奏请正建国公皇子之位,人无知者。及对,风动纸摇,飞声战不能句。上谕曰:‘卿言虽忠,然握重兵于外,此事非卿所当预也’。飞色落而退。参谋官薛弼继进,上语之故,且曰:‘飞意似不悦,卿自以意开谕之’。”(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)从多种不同的史料看,类似的奏对,似乎还不止一次。

  尽管岳飞的后人对此予以否认,但他们也承认,岳飞的确上过《乞定储嗣奏略》。在子孙们看来,岳飞此举实在是为了江山社稷而不避嫌疑,“视国事犹其家,常以国步多艰,主上(宋高宗)春秋鼎盛,而皇嗣未育,圣统未续,对家人私泣,闻者或相于窃迂笑之。十年北征,首抗建储之议。援古今,陈厉害,虽犯权臣之忌而不顾,天下闻而壮之。”(《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》)

  但是,无论岳家后人如何解读,在中国传统中,一个位极人臣的将领涉入接班人问题,的确是“犯权臣之忌”,自古及今,触及这一高压线的,几乎都难以善终。岳飞在身后所收获的比例极低的“差评”中,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。倘或在绝不质疑岳飞动机的前提下,对于岳飞此举的最合理解释,或许是:他太自信了,既高估了最高领导的胸怀,也高估了自己在最高领导心中的分量。

  倘或连这点“技术”层面上的失误,也不能归咎于英雄的名下,那就只有最后一种解读:彻底的“高、大、全”。岳飞固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“金翅大鹏鸟”(《说岳传》里的岳飞前世),甚至也不缺权谋和花招,但是他的权谋和花招、包括给皇帝使点小性子,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;而他之所以需要这个权力,是为了能更好地实现光复的抱负。他讲的是“侠之大者、为国为民”的“大政治”,而非官场争斗、勾心斗角的“小政治”。

  权为谁所用,正是中国特色的分别忠臣与奸臣的关键;而无论忠臣与奸臣,首先都必须是“权臣”,倘或连权力的资源都无法掌控,则无论是想做英雄还是奸雄,都只能是痴人说梦而已。

  “奸臣”秦桧

  有忠臣,就要有奸臣。

  在中国历史的奸臣排行榜中,无论从影响力还是知名度,秦桧都当在三甲之列。尽管历史研究在一直不合时宜地表明,广大人民群众所耳熟能详的秦桧各种事迹中,除了主和畏战是铁板钉钉之外,其余罪行都应了传说中的他那句名言——“莫须有”。

  但是,这并不重要。

  中国的造神运动,向来是要有造魔运动相匹配的。妖魔化秦桧,虽然与神化岳飞同步,却并非为了给岳飞做陪衬——岳飞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。妖魔化秦桧,首先是为了让宋高宗能从历史差评中解脱出来。需要把岳飞抬上神坛的,正是这位皇帝的后人,而为了避免先祖在新神像前的尴尬,需要一个魔鬼来承载所有的罪孽。死去多年的秦桧,是一个相当合适的祭品。

  作为新神生前的持不同政见者(没有证据发现秦桧和岳飞有私人恩怨),作为一个曾经有过被俘经历的潜在变节者,作为一个执掌朝柄几十年的前国家领导人,把他放上祭坛,其分量就能最有效地将人民群众敬拜新神后所产生的愤怒,从造神者自身引开,而直指“莫须有”的奸臣。

  在中国历史的奸臣榜中,秦桧是个异数——居然得到了善终,而且在死后很长时间,甚至在岳飞已经被平反之后,依然享有官方的极高评价。

  秦桧被选中作为祭品,是在南宋另一个著名“奸臣”韩侂胄当政时期。彼时,岳飞已经惨死半个多世纪,秦桧也已经病逝四十多年,金国发生内乱,乘机北伐便被自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。为了进行北伐动员,韩侂胄说服皇帝,一方面将岳飞加封为王进行神化——此前宋孝宗仅仅给岳飞平反,谥号武穆,没进行进一步的包装;另一方面开始清算并妖魔化秦桧——此前秦桧一直都未被当作迫害岳飞的凶手。